《第三屆九龍城書節》歡迎你!

由Roundtable Community、香港當代文化中心、MaD創不同及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合辦的《第三屆九龍城書節》將於2011年12月3日至4日,假香港兆基創意書院舉行,一年一度,豈能錯過?

今年九龍城書節的主題為「自主生活」。在危機處處的世界裡、全球化的洪流中,個人生活越益不由自主;我們如何找尋永續、健康、有尊嚴、有質素的自主生活?需要大家交流經驗,一同嘗試。

逾二十個書商、一百個地攤、二十個講座及工作坊,以及多個表演、展覽及電影放映,均濃縮在兩天的九龍城書節中,務必令你在濃厚的文化和創意氛圍下喘不過氣來!今年更繼續設有兒童遊戲室,一家大細均可無憂無慮參與書展!

2012年1月17日星期二

媒體報導(十五): 南方都市報(深圳版) 2011-12-23

南方都市報(深圳版) | 2011-12-23
深圳讀本走讀深港 |By 吳懌 石秋菊
號召聖誕節只光顧街邊小鋪?這是為了保護老店鋪的人情味 香港良心消費聯盟認為一些非連鎖、地產商旗下的小店鋪、舊店鋪是維繫社區感情的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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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聖誕!“聖誕”二字,意味著被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聖誕樹、通街滿耳的“JINGLE BELL”,關鍵是,掛滿了“打折”、“聖誕套裝”、“聖誕特惠”等字樣的商品,這些能夠令人腦中“購物”那一環腎上激素急升的刺激,往往能夠給香港帶來擁擠的人潮以及商家賺得盤滿缽滿。
但有一群香港人,在這個時候,號召大家在這個聖誕,不要幫襯大商場。發起人龐一鳴呼籲大家在聖誕節捨棄到大商場和連鎖店,而是發掘香港不同角落的小商店,選購更有心思的禮物。
這種行為,除了反抗地產霸權,還被賦予了多層意義:支持能養活一家大小的小本經營,保護香港多元化的消費方式,更重要的是,在不少港人眼中,一些非連鎖、地產商旗下的小店鋪、舊店鋪,往往是維繫一個社區感情的脈帶。
香港
小店是寶挖掘更有心思聖誕禮品“小店是寶”,在為這次活動專門設計的“不幫襯地產商的聖誕”宣傳單張上這樣寫著。
38歲的自由工作者龐一鳴,一年前決定“不幫襯大地產商”,行動實踐了一年。到了聖誕節,又有什麼行動可以實踐“不幫襯大地產商”呢?不如挑一件小店的商品,作為聖誕禮物送給親朋好友,這樣做的意義,不僅只是“不幫襯大地產商”,更是為了保存保育香港本土的小店。
12月4日,趁著九龍城書節,龐一鳴和他的團隊開檔售賣33件小店聖誕禮物,反應熱烈,從上午11點到晚上8點,賣出超過300份禮物,向過千人分享她們的理念,介紹小店和禮物背後的意義。
12月18日,龐一鳴發起“不幫襯地產商的聖誕”的第二次活動。在油麻地活化廳,狹小的空間里擠滿了前來參加活動的人。他們有的是在網上看到宣傳慕名而來,有的則是被貼在外面的活動單張吸引而走進來參加。
活化廳內,龐一鳴和他的團隊請來幾間小店的負責人,現場為參加者演示如何泡地道手磨咖啡,用廢衣物、被套等縫出創意手袋,以及用米粒、石頭現場做聖誕禮物。室內熱火朝天,而在門口,義工們擺出各種小店的商品售賣,吸引衆多往來的行人駐足。
去年聖誕前夕,龐一鳴曾經被問到:如果不能學你一樣,衣食住行擺脫大商場,那可以做什麼?他說,那就由買禮物做起吧!接下來,他與“良心消費聯盟”的成員搜羅了數十件和環保、傳統工藝有關的“良心”禮物放到網上推介,受到網友的追捧,因此今年他們決定主動向小店拿貨,不收分文地為他們推銷產品。“別小看日常消費,它代表一個選擇、一種態度。”龐一鳴說。
做出版工作的阿玲,是“良心消費聯盟”的成員,也是活動義工,她告訴南都記者,這些出售的商品,是從33間小店鋪取貨的。這些小店有的出售自家手制的東西、有的是環保組織、有的做傳統工藝、有的是幫助弱勢群體的社會企業。
比如說在廳內演示的“天衣無縫車衣隊”,就是由一群熟悉車衣工藝的阿姨組成,她們將這種日漸式微的工藝,結合被人遺棄的碎布料,就能造出實用而又獨一無二的布藝。阿玲介紹,又如出售的有機姜粉,是一間叫做“公平點”的社會企業,它以合理的價格向斯里蘭卡訂購有機姜粉,保障農戶合理收入。
“耶穌在世33年,都在堅持公義,因此我們挑選33件禮物,以回應這個精神。”龐一鳴認為,勞動應有合理的回報,工人不應單單被視為生產工具,弱勢社群跟所有人一樣應獲得平等的機會,小本經營可以養活一家。因此,他呼籲大家在聖誕節捨棄到大商場和連鎖店,而是發掘香港不同角落的小商店,選購更有心思的禮物。
婚鞋的遺憾隨老店鋪的結業而去其實,來到香港,很多人會驚訝于香港小商店的多元和密集。例如灣仔軒尼詩道上,有出售香煙飲料薯片零食的小士多店,有專賣瓜子花生糖果的零食店,有打著“十元任選”招牌賣杯碗刀叉的家居用品店,更有既賣奶粉化妝品日用品,又賣鮑參翅肚和中藥材的小藥店。
這些都是小本經營的自家店鋪,一間店鋪可能就要撐起一個家庭的生計。在佐敦柯士甸路上,開了一家雜貨鋪的羅生,賣一些水果、飲料以及日常生活用品,不足十平方米的小鋪頭,支撐的是一家六口人的溫飽問題。“如果不是這個店鋪,我們就要申請綜援,因為文化程度低,別的活也不會做,但有手有腳,還是希望能夠自力更生。”附近有中小學,來幫襯的有不少學生哥,羅生的女兒下課後,也會過來幫忙。“其實在鋪頭(店鋪)做的都是‘手板眼見’(簡單)的功夫,不過我們可能比外面的便利店花多點心機(心思),因為不及他們價格便宜,我們就要打感情牌,每個人客(客人)進來都寒暄幾句,花多幾毫一蚊買個心情靚,很多客人還是願意的。”才讀中學,羅生的女兒已經摸著這些經營之道。
誠如她所言,很多小店鋪,賣的除了店里的貨物之外,還有與街坊之間的感情與聯繫。香港西盤營關興記,也一直經營了90年,從原本賣豆類製品,到後來應街坊要求售賣各種雜貨,老闆娘關太說,自己在店鋪裡面40多年,每次街坊幫襯,都要相互聊一下,菜怎麼煮會比較美味,哪種調味料會比較好用,“我自己不捨得店鋪,很多街坊即使搬出去了,也不會忘記關興記”。
囡囡阿Ling念念不忘的,則是在佐敦地鐵站附近,夾在一家SA SA中間的繡花鞋店。這家被周圍燈光璀璨、寶綠珠紅圍繞著的小店,一不留神便會錯過,就連在附近混跡近3年的南都記者,未經指點,都尚未留意原來存在這麼一間繡花鞋店,“事實上,它在那裡撐了半個世紀了”。
阿Ling回憶,這家店雖然不起眼,但細心一淘,裡面既有手工穿珠的傳統繡花鞋,也有迎合現在口味的立體玫瑰花圖案繡花鞋以及豹紋圖案等等,“小時候媽媽領著我經過,我都會吵著要買漂亮的鞋子,媽媽就會說,這些鞋子是結婚的時候穿的,等我長大了再買”。
可惜的是,繡花鞋店並未等到她結婚。今年年初,店鋪接到業主所發的律師函,租約在1月末到期,如今,店鋪所在位置已經變成了一間貨幣兌換店,阿Ling說,感覺自己感情的一角,從此便缺失,“成為了一個無法彌補的遺憾”。
還有一些小店,是由年輕人開設,賣些新鮮而有創意的玩意兒,別有特色。這樣的小店很多都藏身在租金比較低廉的廢棄工業大廈或者舊街市之中。香港記者Flora結婚光顧的,便是一件藏身在中環二樓店鋪的婚紗店,“它不同于外面那些大影樓、大婚紗店,賣的是店主自己設計的婚紗,不會千人一面”。
資本和連鎖商場夾攻小店生存只剩縫隙上世紀80年代,24小時便利店“7-Eleven”進入香港並迅速擴張,截至今年11月,已有900間遍佈香港。而在上世紀90年代,香港便發展成惠康和百佳超市雙雄爭霸的局面。這幾間主要的便利店和超市,占據了大部分香港人日常的消費空間,並且越來越有擠壓小店生存空間的趨勢。
佐敦的繡花鞋店,便是在這種趨勢下消失。
“以前佐敦道兩旁,有各式各樣的店鋪食肆,但慢慢,便被無數的名牌店鋪霸佔,你數數佐敦道兩旁,旺角附近,金鋪一間挨一間,走兩步就有一間化妝品店,或許這是方便了內地遊客購物,但我是越來越不情願逛這種街,兩個字:無趣!”阿Ling說,隨著歲月的遷移,過去一些相熟的老店鋪紛紛結業或搬遷,換成一些“缺乏人情味”的大型連鎖店,這令她覺得很無奈。
關太的店鋪也面臨資本的進逼,不斷有人勸她,將店鋪賣了用作投資,但她很執著,執著的不是買賣店鋪所得的利益,而是店鋪與社區的聯繫以及那份不能磨滅的回憶。店鋪通過簡單的程序便可以易手,然而人與人、人與社區的關係卻需要幾十年時間來建立。
受龐一鳴影響,開設計公司的Benson,對小店與大商家的關係有深刻認識。Benson幫襯多年的文具店,最近因為加租,被迫搬遷到幾條街外的另一個鋪位,老闆娘說,再加租的話可能會倒閉。在這樣一間文具店買東西,感受最深的就是人情味,如果忘記帶錢也沒關係,下次再付就是,“人與人之間累積起來的情感特別可貴”。
他說,現在香港社會的貧富懸殊越來越惡化,大型連鎖店進駐,導致租金、地價都越來越貴,一些小店被迫搬遷或者倒閉,這樣長遠發展下去並不是一件健康的事。
小店漸漸被大商舖逼退的後果也漸漸顯現,在中環街頭,B enson想在非連鎖便利店買一支礦泉水,竟然無門。他對此很感慨:“可能是連鎖店賣的東西比這些店鋪要便宜,但是他們是以欺壓小鋪頭為代價的。”“這些小店鋪面臨的問題,很難解決。”專注保育的長春社吳生舉的是永利街的例子。因為電影《歲月神偷》,永利街一夜成名,其第一間店鋪是一間印刷鋪,鎮店之寶是數萬個鉛鑄字粒和一台擦得鋥亮的半自動活字印刷機。“但目前這間店,也正在面臨租金上升的艱難境地,經營很困難。”吳生說,這些老店鋪,面臨的都是很現實的問題,大商場和資本夾攻、消費主義的浪潮席卷,他們的命運難以自己控制。
也是在這種情境下,在超市巨頭和連鎖便利店的夾擊下,小商戶只求生存,不少組織團體也開始警覺,香港人習以為常的發展模式,已經將廣大市民只是倒模成同一種消費者:倚靠購物推動經濟,消滅富人情味的街頭和小商舖,興建更大的商場和大廈。
幫襯小店就是為了以後不要沒得選在市場自由競爭的香港,入行基本不設門檻,做生意只需為所得利潤繳納16.5%的利得稅。但香港消費者委員會曾經表示,政府並沒有提供特別的稅務優惠給中小企業,而目前惠康和百佳兩大超市集團進駐大部分大型購物商場,擁有本土優勢,但是存在迫使小商戶與超市集團合謀定價的情況。而由於香港仍未有競爭法或反壟斷條例,不能確保市場有公平競爭及消費者利益受到保障。
“但求一個更美好的社會,你不一定無能為力!如何消費就是一個好開始。”《後現代拜物教》作者駱穎佳在4年前便開過一個講座,提倡買一隻蛋保衛香港:有人不去超市買雞蛋,卻光顧陳年雜貨鋪,就是為了支持小商販自力更生,抗衡連鎖店集團的壟斷。
這跟“不幫襯地產商的聖誕”有異曲同工之妙。龐一鳴以及他的“良心消費聯盟”不想見到這一天:小店在大超市集團的擠壓下消亡,消費者沒有購物選擇。他們靠個人的能力,向這種霸權發出挑戰,逐漸影響到身邊的人,多幫襯小店,加入幫襯小店的行列。
“社會應該是多元的,而不是只有大商家,我們希望能夠改變消費者的消費習慣,給這些小店多一些的生存空間。”阿玲說。早前她就到這些小店去幫他們挑作為聖誕禮物的商品,會建議店主將禮物扎上紅絲帶或者貼上聖誕的裝飾品,讓商品更吸引人。
同為義工的Sandy,今年年初開始就只幫襯小店,但是這樣做會有所犧牲,比如說她喜歡喝鮮奶,但是由於客源少,怕過期,小店都不會入貨。即便如此,Sandy還是堅持,在這個過程中也會遇到驚喜,光顧一些舊式小店,會發現意想不到的商品和食物,她還會帶上朋友當回頭客,發動身邊的人一起幫襯小店。
“在幫襯他們買東西的時候,就為保存和保育香港的小店作出了貢獻,也對連鎖大超市和便利店說不。”阿玲在聯絡小商戶的時候才知道連鎖大超市和便利店霸權得可怕,有商舖害怕加入售賣聖誕禮物的行列會招來地產商的不滿而被加租,只好回絕他們的邀請。
送貨工人阿威加入活動,則是覺得社會“越來越不妥,不是要趕盡殺絕大集團,只是不願意看見小店逐漸消失,變相沒得選”。
越來越多的香港市民認識到,其實街邊巷口的小店,保存的是他們的一份集體回憶,一份人情味。市民保育小店的呼聲越來越高,政府也開始意識到需要介入,以行政力量確保一些小店的生存。
在保育中環舊街市的方案中,“名店連鎖店禁入”成為共識。空置了逾6年、位於中環中心區的舊中環街市,將被保育變身做城市綠洲。市區重建局計劃斥資5億元進行保育,初步構思4層高街市內的不足半數樓面面積,做食肆及零售商店。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保證,4年後街市全面啓用時,不會是高消費商場及食肆。
市建局表示,中環舊街市的方向走大衆化路線,目標與附近食肆及商店不同,希望有創意和獨特,為此成立的咨詢委員會成員有來自保育界及專業人士。“名店連鎖店禁入”這一招,正是回應了市民“不要高樓大廈、不要名店”的訴求。
這些訴求,也是龐一鳴的願望所在。未來幾日,龐一鳴他們將繼續在各地擺檔售賣小店商品當聖誕禮物,他“希望流動小販複現,希望拉攏本地有心小店在基層小區開一家合作社,產品款式照顧到生活所需就可以”。在龐一鳴和越來越多香港人的努力下,未來香港或許有一天又重現舊時的小店林立,成為更加多元化的社會。
深圳
深圳有人情味的街道空間越來越少“相比之下,同樣是消費主義至上的深圳,並沒有這些覺悟。”嫁到深圳的廣州人Tulip,因為工作原因會頻頻前往香港,她覺得,廣州和香港,都會尤其注重這種小店鋪所傳遞出來的人情味,“在香港,去街市買只雞,老闆娘都會細細跟你叮囑,什麼樣的雞怎樣煮才好吃,會記得你中意什麼口味;在廣州,買杯涼茶,店員阿姨都會教說,阿囡,火麻仁不能加熱喝,加熱了就沒有效果了,會令人覺得特別溫暖。”但她說,在深圳,她就會去超市、大商場,“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事實上,深圳並非無這類地方,它們一般都藏身于一個地方,名字統稱為城中村。攝影師白小刺曾經在《寫給深圳的信》中寫道:“我原來喜歡去一個類肉菜市場的二樓理髮,理髮師是個江蘇胖子,他手藝不錯,刀剪利落,我經常去,收費便宜,圓頭十塊一個,而且不會推薦你亂七八糟的項目,耳根清淨……在消失的理髮店的隔壁,還有過一家裁縫店,店主姓鄧,我叫她鄧阿姨,在1994年以前,她在江蘇某國營服裝廠打工,後受一同鄉鼓動,來深圳八卦嶺一服裝廠打工,工廠效益好,加上鄧阿姨精湛的手工,收入比在家鄉時翻番,達到了1400元。有了點積蓄後,她自己開了個裁縫店,改個褲腳修個邊,我太太過季準備扔掉的衣服經她一改款式,又煥發了青春。”但這些記憶都隨著深圳為改善城市形象而做出的變化而消失。“現在那個肉菜市場進行了改造,商舖全部重新招租,租金翻了一倍,而且還要交5萬元的茶水費,這是胖理髮師不能承受的,他只好在天氣好的時候,在路邊擺個理髮攤,一凳一鏡,開始了游擊式的營業……(鄧阿姨的店)最後也是因為市場改造,被逼出了市場,退回到租住的城中村里,靠一些熟客生意維持生計。再後來,你要城市升級,城中村也要改造了,崗廈村已經被拆掉了,大沖村也要拆了,據說日後那裡會矗立起一座座國際化的大廈,玻璃幕牆和鋼結構相互輝映,一副‘光輝城市’的樣子……”跟小店鋪、舊店鋪是香港多樣性的一面一樣,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社會學教授于長江覺得城中村為深圳人提供了生活、文化上的豐富性。消滅了這些,白小刺覺得,“反正,我覺得,你(深圳)越來越像一個冷冰冰的不鏽鋼球”。
這些豐富的一切,慢慢從人們的眼中消失,深圳有人情味的街道空間越來越少。曾經參與過深圳城市形象宣傳片拍攝的歡仔說,深圳樂於呈現的是市民中心、地王大廈、C B D商業中心,“你幾時見過深圳的宣傳片有拍攝過城中村,拍攝過街市裡面賣雞的阿姨?深圳要的是富麗堂皇的一切,但香港的宣傳片就不是,他們會拍旺角角落一家茶餐廳,會拍街市裡面一個賣豬肉的阿伯,你可以說以往香港的形象也一樣貪圖光鮮靚正,但他們現在要呈現出來的是一個多樣的香港”。
他覺得,這與香港民間團體所作出的努力分不開,“高速運轉了一輪之後,人總會開始關心身邊的一切,開始關心自己的生活,關心與情感相關的紐帶,而舊店鋪、小商店,也是社區平常生活的一部分,當這些小事物消失得越來越快,換作高廈林立的輝煌,即使市值大幅提升,財富亦歸於大財團,失去的是數十年的人情味,以往街頭巷尾的鄰里關係已消失得無影無縱,冰冷的都市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愈來愈疏離,這是香港人不願意看到的。但在深圳,除了有一些文人學者作出呼籲之外,民間跟政府還沒有察覺到這些”。
T ulip覺得,香港人注重的是在社區的“生活”,所以更介意身邊帶有情感的一切,因為人與社區的關係某程度是對自我身份的認同,當一樣樣舊事物離開,人對社區的歸屬感會降低,但深圳人可能更注重的是“居所”,“雖然住在這裡,但並非在這裡生活。可能是因為深圳太年輕,等它成長了,它或許會更注重這些”。
下期預告:香港電影已經窮途末路?
香港電影已經窮途末路?所有的香港導演都要到內地拍片?這些疑問的回答多半是肯定的,但是也總有例外,有一個人,他和他的團隊始終放不下香港本土電影行業,被人稱為“香港電影最後的大佬”。在他忽然內地開拍電影之時,很多人議論紛紛,以為終於“最後一個堅守者也離開了”,但他卻轉身在香港耐心地培養起香港電影新人。他說:香港給我了那麼多,我願意傾盡所有回報香港。
12月19日,香港導演杜琪峰和團隊一手發起來的“鮮浪潮短片競賽”畫上圓滿的句號,年輕的導演編劇攝像們歡呼雀躍,有的人是第一次和電影觸電,有的人已經在電影路上折騰幾年,但是至少想拍電影的人終於有了一個平台,也許在他和他們的堅持下,香港的電影會迎來不一樣的明天。
採寫:南都記者吳懌 石秋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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